直到两年以后，何群病重，何芳把我带到了上海，带到医院他的床边，我才第一次看到东来，他是一个很英俊的少年，当然，那时并没有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，因为何群已经奄奄一息，我吓坏了，好像看到我自己的父亲临死前的模样。

何群几乎是哀求的语气，把我的手与何楚贵的手拉到了一起，让我做他的妻子，我那年才十五岁，根本不懂那么多，我只知道面前这个对我这么好的男人就要死了，他死了我会很难过，怎么能忍心连他最后的要求都不满足呢，但我却没有任何表示，只知道哭，何群最后没有撑过那晚，我当时就后悔了，只是点两下头而已嘛，怎么就没能做到呢？

第二年，何芳也不行了，也拉着我的手，跟何群一样的要求，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，因为何芳的死我更难过，哭得更伤心，她一个女人每天在两个城市之间奔波，医生说她身体硬是累垮的，她的死，一半原因是为了我。

办完何芳的后事，何楚贵就搬来了吴县，我们就生活在一起了，当然，只能生活在一起，法律上办不了任何手续，我那年才十六岁，甚至任何形式上的仪式也没有，没有人为我们操办，我不懂，何楚贵比我大五岁，也刚二十出头，他也不懂，就这么直接生活在一起了。

一个男人就这样进入了我的生活，进入了我的生命，但我适应得很快，因为那真是一段甜蜜的时光，我在一个少女最需要爱情的年纪，有了爱情，那是真正的、肆无忌惮的爱情，而与我同龄的女孩却只能在高中校园里偷偷摸摸的跟男同学暧昧，一点出格的举动，就会被打上叛逆的旗号，我很不懂，爱是人类的天性，为什么上帝可以让一个女人的身体在十六岁的年纪发育完全成熟，却要在这样最健康、美丽的时间，剥夺她们被爱的权力？

何楚贵像手里捏着一个刚刚煮熟破壳的鸡蛋一样，小心翼翼的对待我，生怕我受到一点伤害，或者落到尘土沾染灰尘，我知道他并不温柔，甚至有些大男子主义，自尊心也很强，但却为了我小心翼翼的改变着自己，尽量使我生活得就像我小时候那样优越和幸福，但是要一直维持这样真得很难，特别是在没有稳定收入的情况下。

他的自尊心迫使他想尽一切办法去挣钱，最终还是入不敷出，我们生活的境况越来越糟糕，何楚贵画画很好，他一直想做个画家，但是在初出茅庐没有名气的时候，一个青年画家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，怎么才能供养一个家庭？

就是那个时候我才开始慢慢接触东来，东来会做衣服，何楚贵用他的笔把一些美妙的想法画在图纸上，东来便造着模样做成衣裳，我那时也学会苏绣了，还可以给那些衣服润色，这样卖给别人，价格也能高一些，这样东来就从上海搬到了吴县，他们兄弟两合伙在吴县开了一家裁缝店，要是日子能一直这样过也挺好的，虽然无法跟以前相比，但总算有些起色了。

可惜何楚贵不满足于这样，在他眼中，他的笔应该有更高的艺术追求，还不是简单的画几件衣服，更重要的是，他认为钱都是东来挣的，他无法接受这一点，于是他们的裁缝店只开了半年多，何楚贵就打算退出了，那是在千禧年前夕，在那个所有香港人和台湾人到大陆来挣钱的年代，他跟我说他要去香港，他说等他在香港站稳了脚跟，就回来接我，可是我再也没有等到那一天。

我们幸福甜蜜的婚姻只持续了一年，他就走了，我想那时候如果我们有了孩子，也许他该不会那样固执了吧，如果时间能倒流，我千方百计也要在那一年怀上他的孩子，我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，十七岁怀孕，十八岁生孩子，不可以么？然而世事没有假设，他就这样义无反顾的走了。

何楚贵，我到今天都不知道应不应该怪他，他走的时候几乎什么都没带，所有钱都留给了我，可能他认为够我三、四年用度，而那时候他就该回来了吧，那时候法律上的我，也‘成年’了，我们可以有孩子了。

回头想想，他当时做的所有的决定，几乎都是错误的，而最错误的一个就是，他拜托他的兄弟马东来好好照应我。

何楚贵很聪明，他知道孤男寡女、干柴烈火，最后很可能出现他最不想看到的结果，而且单从外貌上，我与东来都更加般配，可他还是把我交给了东来，他和他弟弟从小一起长大，他了解东来，他知道东来并不只是虚有其表，他知道他弟弟是个正直的人。

他真得很聪明，可是他不知道，感情是可以用聪明不聪明来衡量的么？”